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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向东 的博客

俯仰两间无愧怍,鸡虫得失笑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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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  

2007-08-04 15:56:02|  分类: 学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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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

 

施向东

 

提要  本文在承认原始汉藏语构词类型中存在单音节→双音节和双音节→单音节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武断地认为原始汉藏语的构词类型是以双音节单纯词为主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进行了探讨。第一,汉藏语中大量的双音节单纯词由单音节词按一定的模式演变来,证明了单音节词的原生性;第二,汉字作为文字具有固定的单音节的读音,不能任意地读为双音节词;第三,必须区分词中的语法成分和非语法成分,不能把带有语法化成分的双音节词看成单纯词。

关键词  音节结构  构词类型  单音节  双音节 

FURTHER REMARKS ON THE STRUCTURE OF SYLLABLE

AND THE TYPE OF WORD-FORMATION IN PROTO-CHINESE-TIBETAN

Shi Xiangdong

(Colle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go further into the structure of syllable and the type of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Tibetan from three aspects.1)As writing, a Chinese character have fixed monosyllabic pronunciation, and can’t wantonly read it for disyllabic word. 2) The evolution from monosyl-labic word to disyllabic monomorphemic word in Chinese was parallel to the same evolution in Tibetan. 3)The evidences from related languages must can stand the test of logic and histor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 of syllable and monosyllabic mode in ancient Chinese even more was similar to structure of syllable and mode of the type of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Tibetan.

Keywords  structure of syllable,  type of word-formation,  monosyllabic, 

 

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问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对前上古汉语—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的认识,与此是紧密相关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表了对此问题的见解(孙宏开2001,郑张尚芳1998、1999;潘悟云1995、2000;黄树先2001a,b等等)。1998年,我在《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一文中对汉语音节结构的问题发表了一些鄙见,对上古汉语双音节→单音节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疑问,赞成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模式,“即由具有音首辅音丛的单音节词扩展为双音节联绵词的模式”(施向东1998)。因为甲骨文中几乎没有双音节单纯词。诗经时代的汉语,双音节单纯词并不多,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这是研究上古汉语的人公认的事实。而到了楚辞、汉赋中,双音节联绵词大量增加,这个事实说明,在汉语中发展方向是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而不是相反。不大可能出现双音节→单音节→双音节这种反复循环的局面。

论文发表后,得到了来自众多师友的批评和教益,尤其是郑张尚芳先生和潘悟云先生的面命耳提,对我的启发极大。通过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我现在的看法是,原始汉藏语中上述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存在。发展到上古汉语时,诚如潘悟云先生所说:“上古汉语的类型……既有复辅音,也有前冠音,同时还存在不少双音节的联绵词。”(潘悟云1995)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汉藏系语言双音节词的来源问题

 

汉藏系语言中,不少语言是双音节词语为主的。但是双音节词语是怎么来的?

汉语:“单纯词中多数是单音节词。单音节词本在上古汉语中占绝对优势,由于表现力比它强的双音节词日益增多,到现代,单音节词已退居次要地位。”(邢公畹1994)

藏语:“藏语中固有的双音节语素是不多的,因此双音词大多是由两个单音节语素组成的派生词或复合词。”(胡坦1991)

景颇语:“景颇语的词在总体上双音节词占多数,而且双音节化出现在大部分词类上。……双音节词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古代藏缅语的带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二是来自复合词构词法。”(戴庆厦1992)

这些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多数汉藏系语言研究者的看法:现代的双音节词多数是从古代的单音节词/语素来的。

但是,古代的单音节词/语素又是那里来的呢?是原生的呢,还是次生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始华澳语以双音节为主,发展到前上古汉语,早期以双音节为主,以后重心移到第二个音节,前一个音节弱化,成为次要音节,进一步向前发展,就成为复辅音。” “前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是以单纯词为主,这种单纯双音节词是一个语素;这个语素由两个音节组成,表达一个意思。其后,这种双音节单纯词缩减以后,演变成单音节。”“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都走过这条路。”(黄树先2001a)那就是说,古代的大多数单音节词都是次生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武断。即使我们承认古代存在次生的单音节词,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语言材料可以证明大多数单音节词都是次生的。

如果一种语言里存在两个意义相同的词,其中一个是单音节的,另一个是双音节的;或几种语言里存在一组同源词,其中一些是单音节的,另一些是双音节的,要证明哪个是原生的,哪个是次生的,必须有合乎语言规律的证据,而不能凭一相情愿的假设。藏缅语里确实有一些单音节词可以跟双音节词并用,自由变读,意义不变,比如景颇语:手:ta/55/la&31 ta/55;尾:mai31/n31mai31;锅:ti/31/n31 ti/31;跑:kat31/ka&31 kat31;同族语言中有对应关系的词也有此种现象,如“胆”:景颇Sa&31kZi31/道孚skr«;水獭:景颇Sa&31Zam33/藏sram;九:景颇tSa&31khu31/普米zgjµ55,等等。戴庆厦先生根据这些材料论证了景颇语词由于其语音、语义、语法特点而双音节化,以及双音节化对语法的影响。(戴庆厦1992)这种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藏缅语的其他方面的演变,也证明了单音节→双音节的演变方向。比如在声调的发生过程中,“一些有固定音高的语言,固定音高成为划分音节的标志。如阿佤方言莫窝话中,部分前一音节是鼻音切主音节的双音节词,是由浊声母单音节词分裂而成的,由于有了固定音高,使其成为双音节词而不再是带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戴庆厦1997)

藏文由单音节词衍生联绵词具有整齐的规律。1、以一个形容词或自动词为主要音节,省去词根所带的韵符为辅助音节,写在前面,即构成二音节的联绵词,如从zhig(破烂),构成zhag-zhig(破破烂烂),从chung(细小),构成chang-chung(琐琐碎碎),从yeng(心思散乱),构成yang-yeng(懒洋洋的),从sob(疏松),构成sab-sob(松松软软的)等。2、重写这些二音节联绵词的各个后加字母,其词根韵符为vgreng-bu(“e”)及rna-ru (“o”)者,一般加上vgreng-bu,其词根韵符为gi-gu(“i”)及(zhabs-gyu“u”)者,一般加上gi-gu,作为第二和第四音节,即构成四音节联绵词,如从 zhag-zhig构成zhag-gi-zhig-gi,从chang-chung构成chang-ngi-chung-ngi,从yang-yeng构成yang-nge-yeng-nge,从sab-sob构成sab-be-sob-be等。3、在上述按规则产生的四音节联绵词中取出后两个音节,再加上一个ba音节,就组成了三音节的联绵词。比如yeng-nge-ba恍惚,心思散乱。(见藏汉大词典slos-sgra-can条) 这种严整的演变规律充分证明了单音节词根的原生性。

在藏文联绵词的启发下,笔者在《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前上古汉语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的四个模式:

1. CCN →C·CN →CN+CN   这一类变化是前上古音节开头的辅音丛中间插入了元音,因而双音节化,如:逮→唐逮,蒙→童蒙,鍪→兜鍪,头(须)→里凫(须),等等;

2. CRN / CLN →C·RN / C·LN →CN+RN/LN   这一类变化也是前上古音节开头的辅音丛中间插入了元音而双音节化,只是第二个辅音为流音(r / l), 如:笔→不律,黎、梨→冻黎、冻梨,谾、豅→谾豅、豅谾,贪、婪→贪婪,等等;

3. CN →CN+CN(→CN+CN’ / CN’+CN / CN+C’N / C’N+CN) 这一类变化是前上古单音节词根重叠,或者重叠后其中有一个音节略有变异而形成的双音节词,如:霏→霏霏,苍→苍苍,巍→巍巍,绵→绵绵→绵蛮,勉→勉勉→黾勉、密勿,鬱→鬱鬱→鬱郁,烂→烂烂→灿烂,等等;

4. CN →CN+C’N’  这一类变化是一个单音节词根后边加上一个音节变成双音节联绵词,加上的这个音节与词根未必有音义的联系,而且多以鱼部字(-a)为之。如:次→次且、趑趄,錞→錞于,鹈→鹈胡,龙→龙古,等等。(施向东1998)

为什么我们认定是单音节语素变成了双音节语素,而不是相反?因为汉语史的事实如此。《周易》有“蒙”卦,而卦辞称“童蒙”。按理,先有卦名,后乃有卦辞;《诗经·曹风·侯人》“维鹈在梁”毛传:“鹈,洿泽也。”《尔雅·释鸟》:“鹈,鴮鸅。”到东汉郑玄注《礼记·表记》才说:“鹈,鹈胡,污泽也。”许慎《说文解字》也说:“鴺,鴺胡,污泽也。”又《说文》:“胄,兜鍪也。”段玉裁注:“按:古谓之胄,汉谓之兜鍪。”赖有古代丰富的文献,使我们可以寻绎词语演变的线索,看到这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过渡的清晰的脉络。

 

二、被汉字掩盖了的双音节现象?

 

为了支持“前上古汉语,早期以双音节为主”的观点,黄树先先生提出:“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词,这个词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双音节词。”(黄树先2001a)把汉字说成是“表意文字”,是尚欠商量的说法。吕叔湘先生指出:“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笔划化了的字,就更加离不开字音了。”(吕叔湘1980)一个汉字,当然表示一定的意思,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读音是可以随便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一个汉字,以其一定形体,既代表一定的意义,也代表一定的声音。即使是多音字,其声音也是一定的。即使有方言的分歧,在一定的方言里,一个字的声音也是一定的。不能想象,离开了一定的声音,字义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递。当一个具有表意作用的符号不代表一定的声音时,它只能是图画,而称不上文字。现代汉字中,一个字符代表两个甚至三个音节的情况是有的,比如“瓩”代表“千瓦(qia#nwa&)”两个音节,50年代的工具书上有“圕”字,代表“图书馆(tu@shu#gua&n)”三个音节。但是这在数以万计的汉字中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且往往被认为是非规范的汉字。在古代的情况如何呢?章太炎先生有《一字重音说》,指出:“中夏文字率一字一音,亦有一字二音者,此轶出常轨者。(章炳麟《国故论衡》卷上)章氏所举之例,比如“鵔”读“私鈚头”,“勉”读“黾勉”,“诎”读“诘诎”,“逮”读“唐逮”等等,“大抵古文以一字兼二音既非常例,故后人旁附本字,增注借音,久则遂以二字并书,亦犹‘越’称‘於越’,‘邾’称‘邾娄’,在彼以一字读二音,自鲁史书之,则自增注‘於’字、‘娄’字于其上下也。”(同上)我们对章氏的例证仔细分析之后,认为有些问题是值得商讨的。问题之一,这些字如果真的“一字重音”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写成两个字。“邾”如果读*trjug-lug,“邾娄”就得读成*trjug-lug-lug,假如“邾娄”仍读成*trjug-lug,则“邾”只能是单音节字*trjug。两者必居其一。我们不能承认“邾”字既可以读*trjug-lug又可以读*trjug的说法。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国名,在一些方言里是读作单音节的,所以只写一个“邾”字,在另一些方言里,是读作双音节的,或者近似于双音节的,所以写两个字“邾娄”(《公羊传·隐公元年》释文:“邾娄,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这决不是汉字掩盖了双音节现象,恰恰相反,正是汉字,忠实地记录了先秦的语音歧异的现象。问题之二,“邾娄”一词,第一音节还是第二音节承担了主要意义?主张早期汉语单纯词是双音节的学者认为,第二音节承担词义,第一音节是次要音节,一般不表义(黄树先2001b)。但是,古人造字时把表示地名的部首“邑”加在了“邾”上,而不加在“娄”上,清楚地表明了是第一音节承担了主要意义。与此类似的双音节词“附娄”,《说文·阜部》“附娄,小土山也。”字或作“部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部娄无松柏”注:“部娄,小阜。”也可以单说“部”,《风俗通义·山泽》:“部者,阜之类也。”这里恰恰也是第一音节承担了主要意义。又,“伛偻”“佝偻”,前后音节都可以承担意义,看不出前音节是次要音节的迹象。问题之三,邾娄、附娄、伛偻,佝偻这些双音节词都是上古侯部叠韵字,黾勉、诘诎、唐逮等等,其第一音节也都并非主张早期汉语单纯词是双音节的学者所指出的“在语音上他们基本上是鱼部[a]和之部[µ]字”(黄树先2001b)。因此,次要音节之说,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问题之四,章太炎先生在论述一字重音问题时明明说“此轶出常轨者……非常例”,但是黄树先先生却以“一字重音说”来证明“前上古汉语,早期以双音节为主”,(黄树先2001a) 这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汉字确实掩盖了上古语音的一些信息。但是他掩盖的不是双音节现象,而是上古汉语复杂的音节结构。不是古人有意要掩盖什么,而是今人习惯于现代汉语简单的音节结构,以今律古,对汉字读音有所误解而已。

 

三、应该区分词中的语法成分和非语法成分

 

在谈论双音节单纯词时,如果其中一个音节或弱化音节是带有语法意义的,我们应当把这个双音节词排除在“单纯词”之外。

比如,白保罗(P. Benedict)曾指出,藏缅语中有些表示身体部位或动物的名词前缀*S-,来源于*sya“吃的肉;动物”。(白保罗1972)这是实物名词作为类名参与组词,可以看作是合成词,就像汉语里“帝尧、后稷、木桃、城濮”之类。类名语法化之后,成为前缀,这样的词现在一般称为派生词。语法化的成分往往是弱化的,于是前缀的音节可能就变为弱化的音节,甚至变为前置辅音或复辅音。带有语法化成分的双音节词与双音节的联绵词是根本不同的。这种语法化的成分尽管弱化,还是有意义的。这与黄树先先生所说的“弱化音节”是不同的。

俞敏先生在论述藏文中“字以下的形位”的时候,引述Wolfenden的话说,藏文不及物动词的m-字头“是泛称指示代名词,或者说实在是反身代名词,指着已经说过的主词”,“动词用添上助字这个办法儿把他跟主词、受事词的关系再返射回去,可以叫反想(recapitulating)动词”。比如

de-ma-oN-bar-mthoN-nas  他妈来了然后看见了

                    

khyi-chur-mchoNs  狗跳到水里

                                           (俞敏1984)

汉语文献《诗经·大雅·文王》:“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毛传:“无念,念也。”“无”字不是否定,是回指“王之荩臣”。这跟藏文的情形一模一样!这里“无”也是语法成分,如果想通过这个例子证明“念”等于“无念”,或者想证明“念”有双音节的读法,那恰恰是误解了毛传,也恰恰误解了汉藏语中动词前缀m(a)的语法意义!

一些名词前面也常常出现前置辅音m或带m-声母的音节。比如藏文mkhris-pa“胆汁”,卡米语msiN/mseN“爪”,克钦语m«kha“孔,口”,坦库尔语m«le“舌头”(例子见白保罗1972)。汉语“马蜩、马荔、马陆、马蚿、马蚰”也与此类似。白保罗认为,Wolfenden区别动词前跟名词前的m-是不必要的,它们很可能是一回事,“藏缅语前缀*m-可认为是一个古代的代名词成分。”比如藏缅语“胆汁”*m-kri-t<它的酸臭味(*kri),等等(白保罗1972)。假如我们承认*m-或带m-声母的音节是语法化了的成分,我们就不得不反对有些学者把它们看成双音节单纯词中“次要音节”的观点(黄树先2001b)。

《诗经》里有不少有前加辅助音节的双音节词。前加的音节如:

有:忧心有忡,彤管有炜,四牡有骄,明星有烂;胡能有定,有鸣仓庚;投畀有北,天监有周等等;

思/斯:思皇多士,思辑用光,旨酒思柔,朱芾斯皇,季女斯饥,朋酒斯享,乃求千斯仓,则百斯男,等等;

于:黄鸟于飞,燕燕于飞,榖旦于逝,仓庚于飞,之子于苗,之子于征,之子于归,从公于迈,等等。

这些前加成分,与其说是不承担意义的构词成分、次要音节,毋宁说是语法成分。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把它们看作助词,认为“在古汉语里,词头、词尾是存在的,但它们还是词,是助词的一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形成了不独立的词头、词尾。”(杨伯峻、何乐士1992)去掉前加音节,后边的音节仍然是独立的词。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双音节单纯词。同样,我们也没有根据来假定“忡”、“骄”、“烂”等等字是要读成“有忡”、“有骄”、“有烂”等双音节的。因为《诗经》中还有“忧心忡忡”这样的诗句,如果“忡”读双音节,“忧心忡忡”就要读成六音节,那还成什么节奏?

 

参考文献

白保罗  1972  《汉藏语言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戴庆厦  1993  《景颇语词的双音节化对语法的影响》,《语言研究》第1期。

戴庆厦  1997  《从藏缅语、孟高棉语看亚洲语言声调的起源及演变》,《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胡  坦  1991  《藏语》(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藏缅语篇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树先  2001a  《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语言研究》第3期。

———  2001b  《汉缅语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吕叔湘  1980  《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潘悟云  1995  《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中国语言学报》单刊。

———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施向东  1998  《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语言研究》1998增刊。

孙宏开  2001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2001,昆明。

邢公畹  1994  《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杨伯峻、何乐士  1992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

俞  敏  1980  《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1984  《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

郑张尚芳  1998,1999  《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第四期,1999第五期。

(通讯地址: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071。Email: shixdong@public.tpt.t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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