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行年考辩
——为纪念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而作
施向东
(一)
玄奘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关于玄奘的生平事迹,历代留存的史料可谓丰富翔实。但是玄奘行年中有两个问题,在最初的资料中就有不同的记载,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的说法。一个问题是,玄奘究竟生于何年,活了多大岁数?另一个问题是,玄奘西行究竟是哪一年起程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最早的说法有如下几种:
一、 寿六十三岁。见于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1]。
二、 寿六十五岁。见于道宣《续高僧传》[2];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
三、 寿六十九岁。见于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4];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5]。
四、 寿五十六岁。见于《旧唐书》本传[6]。
按前三项文献记载,玄奘卒年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则生年分别应为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和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按末一种记载,若按陈垣所说,玄奘卒于高宗显庆六年[7](公元661年),则生年是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
近现代研究者中,陈垣《释氏疑年录》主张寿六十三岁(公元602—664)[8],与《行状》一致。采用此说的还有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9])等。采用六十五岁说的有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0])、郭朋(《隋唐佛教》[11])等。
关于第二个问题,旧说几乎都认为玄奘是贞观三年秋出发西行的(见《大唐西域记》敬播序、辩机赞[12];《行状》;《慈恩传》;《续高僧传》;《塔铭》;《释教目录》)。只有《旧唐书》本传说是“贞观初”,按一般的理解,也就是贞观元年。
近现代人的观点,多数沿用贞观三年说(如范文澜[13]、吕澂、任继愈、郭朋)。《大唐西域记》章巽校点本则以为是贞观元年[14]。
笔者认为,要想对这两个聚讼已久的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除了需要比较各本异同、刊订讹误以外,还必须对各种文字材料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旧唐书》的五十六岁说最靠不住。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15]。”陈垣《释氏疑年录》以为“六年”乃是显庆六年[16]。但这很明显是极端荒谬的,因为各种材料都表明,这一年玄奘正在翻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一工作进行到龙朔三年顺利完成,然后玄奘上表高宗请作序[17]。《大般若经》及玄奘的上表至今犹存世[18],则玄奘卒于显庆六年之说纯属无稽。《旧唐书》虽说是五代刘昫等人所撰,但有关的资料却是唐代早已有了的。唐宪宗时代刘轲写玄奘《塔铭》时就指出:“三藏事迹载国史及慈恩传[19]。”可见《玄奘传》出于本朝人的手笔,按理不应错到如此地步。且玄奘之卒,震动朝野,备极哀荣,“士女送葬者数万人[20],”这样一件大事,国史却会记错时间,实在不堪设想。所以,笔者认为《旧唐书》本传的“六年卒”,不是“显庆六年卒”而是“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 之后的“六年”。玄奘移居玉华宫事在显庆四年(详下文),六年后正当麟德元年,恰与诸说相合。至于“时年五十六”,极有可能为“六十五”之误倒。
六十三岁说出自冥详《行状》。《行状》引玄奘语:“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若于经论有疑,宜即速问[21]”。陈垣赞同六十三岁说,即依据《行状》,理由是“以其与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之说合也[22]。”六十三岁说虽与“武德五年二十一”合,但《行状》又说“贞观三年……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也”,按此,则玄奘生年当为公元601年,武德五年年二十二,麟德元年年六十四,与六十三岁说自相抵牾。又,武德五年玄奘年齿诸家之说也不相同,《慈恩传》和《释教目录》都说是武德五年年二十[23]。因此,用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一这条记载来推测玄奘的生年,是不可靠的。
玄奘临终前关于自己年龄的谈话,《行状》所引与别处不同。《续高僧传》作:“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于经论有疑者可速问[24]。”《释教目录》作:“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于经论有疑者今可速问[25]。”比较这三段文字,明显地出自一源。《续高僧传》作者道宣是玄奘弟子,所说当较为可信。然则《行状》的“六十三”盖“六十五”之误书,当无疑问。
六十九岁说起自《慈恩传》。《慈恩传》在显庆五年下记了玄奘一段话:“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26]。”显庆五年六十五岁,则麟德元年正好是六十九岁。故刘轲《塔铭》说玄奘“春秋六十九[27]。”《塔铭》开头说:“三藏事迹载国史及慈恩传[28]。”可见刘轲之说乃取自《慈恩传》。但是《慈恩传》的这一段话不可靠。从这一段话的语气看,当是临终之言,不会是预言四年后之事的谶言。试比较上面所列的三段文字,可以推想,或许《慈恩传》这段话本来应该系于麟德元年之下的,而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错系于显庆五年之下了。假如这一推断成立,则诸家之说就可归于统一了。
作这样的推断是有根据的。《慈恩传》载玄奘为了翻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而上表高宗一事曰:“乃请就于玉华宫翻译,帝许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29]。”玄奘上表一事,《慈恩传》记在显庆三年之下,并没有明说是四年的事。这种笔法正史中亦多见。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贞观元年下记了叶护可汗之死一事[30],而同书《铁勒传》则明言叶护可汗死于贞观二年[31]。玄奘在这篇上表中说:“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行年六十……[32]。”按玄奘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奉诏翻译,十五年则正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该年玄奘行年六十,则生年正在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与《续高僧传》正合。玄奘上表中的这一则资料是最可信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即便是僧人,“虽预出家,仍在臣子之列[33],”向皇帝上表必是诚惶诚恐,岂敢怀欺君之心,况诳语亦为佛门大戒,故所说自己的年龄,必是不会有假的。然则玄奘的生年为隋开皇二十年,决无可疑;卒于唐麟德元年,诸说大同,则寿六十五岁,可为定讞。
(三)
根据玄奘西行所用的时间、出发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文字材料,我们可以断定,玄奘西行出发的日期,应当是贞观元年,而不是贞观三年。这样,玄奘从出发至回到长安,前后共十九年,而不是诸家所说的十七年。作这一判断的理由很多。
一、玄奘从出发至回到长安,行程十万余里,亲历百余国,一路上的行止,在《慈恩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下面我们把在各地停留逾时一个月以上的表列如下:
地 方 |
时 间 |
出 处 |
地 方 |
时 间 |
出 处 |
摩揭陀国 |
五年 |
见卷三 |
活国 |
月余 |
见卷二 |
迦湿弥逻国 |
二年 |
见卷二 |
波利城 |
月余 |
见卷二 |
摩揭陀国 |
二年 |
见卷四 |
磔迦国 |
一月 |
见卷二 |
钵伐多国 |
二年 |
见卷四 |
阇烂达那国 |
四月 |
见卷二 |
伊烂那国 |
一年 |
见卷三 |
禄勒那国 |
一冬半春 |
见卷二 |
至那扑底国 |
十四月 |
见卷二 |
秣底补罗国 |
半春一夏 |
见卷二 |
凉州 |
一月 |
见卷一 |
曲女城国 |
三月 |
见卷二 |
玉门 |
一月 |
见卷一 |
驶那羯磔迦国 |
数月 |
见卷四 |
高昌 |
一月 |
见卷一 |
摩揭陀国 |
二月 |
见卷四 |
屈支国 |
六十余日 |
见卷二 |
鸠摩罗国 |
月余 |
见卷五 |
曲女城大会 |
近一月 |
见卷五 |
乌铎迦汉荼 |
五十余日 |
见卷五 |
无遮大会 |
七十五日 |
见卷五 |
活国 |
一月 |
见卷五 |
毘罗那国 |
二月日 |
见卷五 |
钵创那 |
一月余 |
见卷五 |
北印度王都 |
一月 |
见卷五 |
于阗 |
七八月 |
见卷五 |
仅这些时间加起来就是十七年零两个月,已经超过了“十七年”这个数目,那么加上一个月以下的小停留,加上十万余里路途所需要的时间,则非十九年不够了。从这一张时间表看,十七年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二、从《慈恩传》看,玄奘西行时,从长安到高昌这一段,一路上是很太平的。玄奘只是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才有一段路昼伏夜行[34]。这只能是贞观初年的景象。假如是贞观三年,则这一段路上正好是兵荒马乱,决不能如此太平。据新旧《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书籍记载,这一年唐太宗对突厥用兵,主战场虽在北边,但河西走廊也是战事迭起。比如《旧唐书》卷五十七《公孙武达传》:“突厥数千骑、辎重万余人入侵肃州,欲南入吐谷浑。武达领二千人,与其精锐相遇,力战,虏稍却,急攻之,遂大溃,挤之于张掖河[35]。”又《册府元龟》卷六九四:“突厥犯西偏,武达与甘州刺史成仁重击大破之。”这两件事,岑仲勉《突厥集史》系于贞观三年秋冬之际[36],正好是诸家所说玄奘西行的时候。甘州肃州正在河西走廊,为西行必经之途。假如是兵荒马乱的贞观三年秋冬,这一道岂能如此太平,恐怕根本无法通行。《慈恩传》中没有丝毫关于这一场战争的痕迹。可见贞观三年起程之说不可信。
三、据《慈恩传》,玄奘出发第二年,在素叶城遇见了正在那里畋游的突厥叶护可汗[37]。据《旧唐书·铁勒传》,叶护可汗死于贞观二年[38]。玄奘要是贞观三年才出发,怎么能见到已经死了的人。这一段史实很重要。故研究突厥史的人从这一点出发坚决主张玄奘西行开始于贞观元年。比如法国学者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就是这样主张的[39]。
细考玄奘西行始于贞观三年、历时十七年之说,恐怕是由玄奘本人的一封表奏引起的误会。贞观十八年春,玄奘由印度回到于阗,在于阗上表唐太宗,说他天竺之行“历览周游,一十七载[40]。”按:若玄奘贞观三年出发,则到此时连头带尾仅十六年,岂得说一十七载?《旧唐书》本传说“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41],”与玄奘本人所称“历览周游,一十七载”,都是指在国外的时间,不包括出高昌之前的时间,当然更不包括从于阗回到长安的时间在内。《大唐西域记》所载,皆出高昌之外的诸国,与《唐书》的西域概念正合。玄奘出高昌已是出发的次年,即贞观二年,到贞观十八年上表时,恰好十七年。于是这“十七年”便成为一个成说。故敬播《西域记》序说“一十七年,历百三十国[42]”云云。大约后来诸人以玄奘回到长安的年份——贞观十九年——倒推十七年,故产生了贞观三年西行的说法。把在域外的这十七年,加上出高昌前和入于阗后的时间,则玄奘西行往返共十九年。玄奘暮年上表高宗时提到了这个数字:“玄奘往恃国威,遐方问道。备历艰险,搜求遗法。获归中国,十有九年。翻译梵文千三百余卷[43]。”玄奘的两篇上表,两个数字,都证明了西行出发之年应是贞观元年。有人可能会说这“十有九年”四字应属下,指从事翻译是十有九年。这虽与玄奘译经十九年之数相巧合,但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第一,玄奘不能预知自己译经十九年就要死。拿后来的事实套当时的情况,未免枘凿;第二,从文体看,唐初犹尚骈文,玄奘的表章虽不是严格的骈体文,但句子两两相对,亦是文体大势。“十有九年”四字属上,是合乎当时文体的。而且把时件经历的时间记在事件本身之下,也是当时为文的习惯。如唐太宗《三藏圣教序》:“周游西宇,十有七年[44]”;唐高宗《显扬圣教序》:“问道往还,十有七载[45]”,等等。故知这“十有九年”乃是“遐方问道”、“获归中国”往返总共所用的时间。
准上,我们的结论是:玄奘的生年应是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活了六十五岁。西行开始于公元527年(唐贞观元年),共历时十九年。
[1] 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日本东京1924。以下简称《大正藏》)卷五十,2052页
[2] 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卷五十,2060页
[3]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大正藏》卷五十五,2157页
[4]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5]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全唐文》(中华书局1980)卷七四二
[6]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97,5109页
[7] 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励耘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8] 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励耘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9]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336页。但同一页隔一行又说629年玄奘年三十岁,则又以为玄奘生于600年。此大家之偶疏也。
[10]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351页
[11] 郭朋,《隋唐佛教》404页
[12] 章巽,校点本《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308页
[1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577页
[14] 章巽,校点本《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308页
[15]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97,5109页
[16] 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励耘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17]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18]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卷五、六、七;玄奘上表见《沙门玄奘上表记》,《大正藏》卷五十二,2119页
[19]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全唐文》(中华书局1980)卷七四二
[20]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97,5109页
[21] 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卷五十,2052页
[22] 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励耘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23]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2053页,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大正藏》卷五十五,2157页
[24] 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卷五十,2060页
[25]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大正藏》卷五十五,2157页
[26]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27]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全唐文》(中华书局1980)卷七四二
[28]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全唐文》(中华书局1980)卷七四二
[29]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30]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四下,中华书局1997,5182页
[31]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九下,中华书局1997,5344页
[32] 玄奘,《沙门玄奘上表记》,《大正藏》卷五十二,2119页
[33] 唐释法琳语。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大正藏》卷五十,2051页
[34]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35] 刘昫,《旧唐书》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97,2300页
[36]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58,183页
[37]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38]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九下,中华书局1997,5344页
[39]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永钧译),中华书局1958,173页,又陆峻岭前言2页
[40]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41]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97,5109页
[42] 章巽,校点本《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页
[43]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44]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45]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卷五十,2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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