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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比较中的历史层次与借词问题  

2007-10-13 07:03:45|  分类: 学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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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汉藏比较中历史年代与历史层次的关系,指出比较必须在相同的历史层次上进行。在历史比较中区别借词与同源词非常重要,而分清历史层次有助于鉴别借词。藏语中的汉语借词有层次性,必须细致地勾沉索隐、寻根溯源,才能使貌似同源词的借词无所遁形。

关键词:汉藏比较  历史年代  历史层次  借词 

 

一、引言

 

汉藏语言之间的比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具体操作上的问题有许许多多,其中历史层次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的责难之一是:研究汉语上古音要借助汉藏比较,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所用的藏语材料却是相当于中原的中古时期。藏文创始于公元7世纪,这正好相当于中原的唐朝。汉语上古音通常是以诗经音为代表的,这两者在年代上相差一千二、三百年,拿这两种材料来比较是缺乏最起码的常识。责难之二是,现存的藏文材料是相当混杂的,怎么保证那些看来和汉语相似的材料不是借词而是同源词?另外,我们也常常自责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将现代藏语方言的材料用于历史比较?

上述问题都涉及汉藏比较中的历史层次问题。

历史层次和历史年代是相关的但又绝对不能等同起来的两个标度。这个命题的意思可以分解成以下几个子命题:

1. 历史层次是按历史年代的先后有序地层叠起来的。

2. 在亲属语言之间,同一个历史层次的“厚度”(即某种语言形式持续的时间长度)可能不同,因此,在同一个历史年代亲属语言之间可能处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上,而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亲属语言之间可能处在相同的历史层次上。这是由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3. 亲属语言在分离以后又互相接触造成的借词,根据上述子命题2,是可以依据不同历史层次的特征加以鉴别,从而剥离出来的。

4. 在同一种语言中,语言单位各要素的历史层次可以是相对独立的,不必将他们“绑定”在一起。比如,一个音节的前置音和核心部分可能处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上;一个复合词的一个音节可能是借词,另一个音节是自源词,等等。

本文试对上述命题加以具体的论述,以求教于海内外从事汉藏比较的专家学者。

 

二、关于历史层次与层次的“厚度”

 

语言的历史,处处显示出它与世间万物一样,也存在着发生、发展、演变、甚至衰败、消亡的历史过程。语言经历的发展变化,会在其结构、要素和规则诸方面留下痕迹,让后人可以循其踪迹以探其奥秘,构拟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变化的大致面貌。

语言的每一点变化,都使它与此前的自己不同,如果我们仅着眼于细微处,则语言史就是一本连续不断的流水账。但若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着眼,就会发现语言的发展变化存在一些大的关节,把整个发展史划分为若干个彼此明显区别的阶段。各个阶段都以某一些显著的特征为标志,以此在众多不同的阶段中彰显自己的存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层次。那些彰显不同历史层次的特征,常常被我们拿来作为判定语言材料历史属性的依据。比如,低元音a的分布可以作为汉语语音史划分的标志:《广韵》“模、鱼、麻”韵的字上古(汉以前)合为“鱼部”,音值为a;《广韵》“歌、麻”韵的字中古、近古(六朝至宋)的音值为a;近代至现代《广韵》“麻二”的音值为a。再比如,藏语音节中辅音韵尾后可以出现再后置的辅音s和d,但是再后置辅音d只出现在吐蕃时代前期和中期

在单一的语言或方言中,历史层次当然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先后有序地层叠起来的。但是亲属语言或不同方言在分化之后,各自的发展并不是“齐步走”的。标志某一历史层次的语言特征,在一个语言或方言中可能保留的时间长一些,而在另一个语言或方言中则可能早就消失了。某些新的语言特征,在甲语言中可能很早产生,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晚很久才迟迟产生,甚至可能至今没有产生。也就是说,某个历史层次,在甲语言中经历的历史时代长一些,在乙语言中短一些。或者形象地说,“层次”的“厚度”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可以是不同的。比如,中古汉语的入声,在近现代汉语北方话中(除一些地区和地点外)逐渐消失,而在南方诸方言中至今保留着。在汉藏系语言中,汉语早就产生了声调,藏缅语的声调产生得较晚,藏缅族语言中,至今有的语言还没有声调。藏语有的方言已经有了声调,有的方言至今仍然没有音位意义上的声调。语言发展的这种不平衡,完全是自然的、很容易理解的现象。因此,同一个历史层次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历史年代,而在一个共时平面上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能呈现出不同历史层次的面貌。

在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分清历史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上我们应当拿相同历史层次的而不是相同历史年代的语言材料来进行比较研究。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中,许多前辈学者拿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跟上古汉语进行比较,这样做是犯了常识错误吗?完全不是。因为七世纪发明的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其历史层次与上古汉语相当,而与处于中古汉语层次的七世纪的汉语完全不相当。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音节结构看,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的复杂的复辅音系统,为中古汉语所无,而形声系统所反映的上古汉语语音结构,恰恰有可能存在复辅音系统。

第二,从声调看,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没有声调(一些藏语方言至今仍没有声调也可以反证这一点),而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至迟在六朝已经被文献确载,段玉裁认为魏晋时已经“四声大备”。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诗经时代已经有了音位意义上的声调。然则汉语无声调的阶段当在上古甚至在上古的前期。

第三,从同源词看,与藏语有同源关系的歌部字对应al/ar而鱼部字对应a,完全不是中古的格局:

歌部字

藏文

鱼部字

藏文

sgal 驮子,背的东西

ga 什么,为什么

phar 彼岸

ŋa 我

spar 迁移,搬,徙

lŋa 五

rgal 渡,过

lta 看

glal  呵欠

pha 父亲

’phral 分离

na 如果

dbral 分离

ma 没有

bsal

ȵa 鱼

鱼部为a、歌部为al/ar是汉语上古层次的特征,到中古,歌变为a而鱼变为o(由鱼部来的“模”更高化为u)。

由此可见,藏语与汉语上古层次相当的那个层次特别“厚”,在历史年代上,它一直延伸到了汉语的中古时期甚至更晚。拿它与上古汉语进行比较是合理的,而拿它与中古汉语来进行比较就搞错了历史层次,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恰恰是违背了历史比较的常识的。

 

三、历史层次与借词的鉴别

 

历史比较中层次的确定,对鉴别借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既然已经定位汉藏比较是上古层次的比较,那么,一些后期从汉语借入藏语的词语,很容易从语音形式上辨认出来。比如dan-gong为“弹弓”、lan-kan为“栏杆”、hong-len为“黄连”、ting-lo为“灯笼”、ci-tse为“稷子”、ta-hung为“大红”,有些词语从意思上也能一望而知为汉语借词:如tong-khon为“东宫”(指中国皇帝)、kong-co为“公主”、ching-sang为“丞相”、ta-ming为“大明”(指明朝)、ti-shi为“帝师”、ta-rin为“大人”,等等。

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一些借词的语音形式上可以观察到历史层次的痕迹。比如藏文hung-la“黄蜡”,hong-len“黄连”,同是“黄”字,而前者作hung,后者作hong。从“蜡”字作la,已经没有入声韵尾,可以看出,此词一定是晚近的借词,而“黄连”则是中古时的借词,与“黄”字同在宕摄的“香”字,唐代西北方音的对音为ho、hong,“想”字对音为zo,“相”字对音为zo、sio、siong,等等,主要元音都是o,具有相同的特征。又如,la-phug为“蘿蔔,莱菔子。”按,“蘿蔔”即“蘆菔”,《尔雅·释草》“葖,蘆萉”郭注:“萉宜为菔,蘆菔,芜菁属。”邢昺疏:“今谓之蘿蔔是也。”然则“蘆菔”上古音**lag bjək(李方桂)/**la-biwək(王力)/**ra-bɯg(郑张尚芳),中古音“蘆”字入模韵(*lu),于是改用歌韵字“蘿”(*lɑ);“菔”字蒲北、房六两切,蒲北切为並母德韵*bək,房六切则转为並母屋韵,于是这个词有了新的读音:*lɑ biuk。宋以后“菔”字读轻唇音,为了保持並母的读音,就写成“蘿蔔”。从语音形式看,*lɑ biuk与藏语la-phug更接近,所以这个词应是中古时期借入藏语的。据范文澜引吐蕃史书记载说:“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莱菔子即芜菁类植物萝卜的种子,是一种中药材。这一记载正可以和我们的判断相印证。

下边我们分析“子”和“菜”两个字:

1. cang-tsi长子、shrɦi-tsi世子

li-tsi 李子、  cog-tse 桌子

子,藏语自源词为bu“儿子”,与汉语上古之部音无同源关系。藏语“长子”的自源形式是bu-rgan(“儿子-年长的、先出生的”)。bu也可用作词尾,如kham-bu“杏子”、khong-bu“洞子”,但不是很能产。上述词中读为tsi或tse的,必是借自汉语无疑。此当是中古以后西北方言的借音,如唐代西北方音与藏语的对音,“子”音tsi,或音tse、tɕi。故一些工具书上这类词语都注明为汉语借词

2.kan-tshal 干菜;ske-tshe 芥菜;

菜,藏语自源词为tshod-ma。如dri-tshod“香菜”、lca-tshod“芹菜”、ki-tshod“荠菜”等等。在汉语中“菜”为上古之部字,之部对应藏文-od,有许多同源词可以比照:

    饵,藏文 nyod-pa 食物;snyod, bsnyod 喂、饲、哺;

    侮,藏文 smod, dmod 恶语,咒骂;

    待,藏文 sdod-pa 停留,等候;

        咍,藏文 dgod 大笑, 嘻笑;

        胎,藏文 gdod-ma 原始, 自始, 最初;

        诒,藏文 rŋod, brŋod 欺骗;

    齝,藏文 ldod 倒嚼, 反刍;

    裁,藏文 chod裁, 割断, 决断,等等。

而读tshal或tshe,则既非藏语自源,也与汉语上古音无关,中古汉语“菜”字在代韵,代韵为-ɑi,已经与近现代读音同。读tshal或tshe,当为中古以后西北方言的借音,如唐代西北方音代韵字以及与其读音相近的韵中的字与藏语的对音:

“碍”字(代韵ŋɑi)音ɦge,

“在”字(海韵dzɑi)音dze、tshe,

“大”字(泰韵dɑi)音de,

“界”字(怪韵kai)音ke,

“皆”字(皆韵kai)音ke、ge等等

 

四、历史层次与语言单位的各要素

 

研究藏语中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有时会发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一个词的两个音节,其中一个是借入成分,另一个是自源成分;或者一个是借入成分,另一个是假借成分;甚至一个音节内部,前置成分和核心成分也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颇似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的情况。例如:

dgun-kwa“冬瓜”,dgun义为“冬”,是意译,kwa为音译;

sbrul-kwa “丝瓜”,sbrul义为“蛇”,是转译,是对丝瓜形状的描摹;

cong-ldang “编钟”,ldang义为“足够的,够数的”,是意译,cong为音译;

cong-chen “鎛钟”,chen义为“大”,是意译,《周礼·春官·序官》“鎛师”郑玄注:“鎛如钟而大。”

上文提到的cog-tse“桌子”,也作cog-rtse;还有doŋ-tse“铜子”,也作doŋ-rtse;bo-de-tse“菩提子”也作bo-de-rtse。这里的rtse,在藏文中的意思是“顶,尖”,在这些借词中只是假借其音而已,不能望文生义。

rdo-shig “滑石”,亦作ha-shig,后者纯是音译,前者将ha置换为藏语自源的rdo“石”,则也可以视为半音译半意译的借词。

bsam-sevu“三焦”(中医名词,六腑之一),“三”,藏语自源词是gsum,在复合词中也作sum。而汉语中古音“三”音*sam。在唐代西北方音与藏语的对音中,“三”也都作sam。bsam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心”,与“三焦”毫无关系,sevu是so“牙齿”的指小形式,与“三焦”也无关,在这里都是假借字。此词也作bsam-bsevu,bsevu在藏文中无义,则纯粹是译音了,这个前置的b-所起的作用,大约可以与汉文中用来标志专门用于译音的字如“吡啶咔唑咖啡”之类的“口”字旁相比拟。

在“芥菜”ske-tshe一词中,出现了复辅音缀sk-。同样的问题也在另一个借词中出现了:spar-kha 八卦,这个词中有复辅音缀sp-。《格西曲札藏文辞典》这两个词都注为汉语借词,而《藏汉大辞典》都没有注。在中古汉语和近、现代汉语方言中都没有sk-、sp-这种复辅音声母,说它们借自汉语,确实有困难,但是“八卦”作为一个文化词,毫无疑问是从汉语借入藏语的;“芥菜”虽为常见物名,但是“菜”字读tshe是借自汉语,上文已经论证过,也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先看“八”。“八”是个古老的数字,甲骨文一期就有“八”字,于青铜器铭文则周代早期就有,以后一直未绝。于传世文献,则《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等无不有“八”字。

藏语“八”为brgyad,与汉语“八”同源,由汉语上古音**priat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音义关系是很近的。

与“八”有关的还有如下材料:

    汉:八卦      藏:spar-kha

        八路军        pa-luvu-cun;

    藏:vphags-pa  汉:八思巴

        barkhor    汉:八廓(街)

“八路军”、“八廓街”是现代译音词,毫无问题,“八思巴”是元代译音(意思是“圣者”。现代多译为“帕巴”,如vphags-pa-lha译作“帕巴拉”)。作为文化词的“八卦”,应该也是从汉语借入藏语的,但是是何时借入藏语、藏语形式为何是spar-kha,是需要我们解释的。

藏语自源词是brgyad,与“八卦”一词中的读音相差很大。汉语读音:

                 上古    中古

李方桂    **priat    *pwǎt(唇音后切韵实不分开合,则*pwǎt即*pǎt)

郑张尚芳**preed   *pÄɛt

       “卦”,藏语自源词是mo或phyag-rgya,与“八卦”一词中的读音无关。汉语读音:

                上古    中古

李方桂   **kwrigh  *kwa

郑张尚芳**kwrees  *kÄiuE

spar-kha从读音上则更象李方桂构拟的汉语的中古音*pǎt kwa,但是这个前置成分s-需要解释。我们认为,这个s-是后起的成分。我们也许可以假定,“八卦”一词是中古或稍早从汉语借入藏语的,当时汉语二等字的卷舌介音-r-尚未消失,传入藏语后大约为 *prat kra,后来发生了音变,“八”字的介音-r-移位至声母前,后来又变成s,造成非原生性的复辅音缀sp-;“卦”字的介音-r-移位至声母前,与“八”字的韵尾合并:

    *prat-kra —— rpat-rka——spar-kha

同样的,“芥菜”的“芥”也是二等字,复辅音缀sk也可能来自kr-:

    *krai—— rke——ske

我们把sp-、sk-一类以擦音s-为前冠音的复辅音缀简称为擦冠复辅音。藏语中有一些带有非原生性擦冠复辅音的词,可能来源于比较早期的汉语借词。

类似的早期借词,还可以举出一些,如:

    藏语spa-ba竹,竹竿   汉语 笆 pra

    藏语skya 庄稼        汉语 稼 kra

藏文中前置音r-与s-存在交替的现象,在藏语的一些自源词中也存在,如r meg-med“无踪迹,无痕迹,全部消灭”,亦作smeg-med,而前者为“旧词”;rkon-pa“罗网”亦作skon-pa ;r nyi“网”,亦作snyi; r nam-phyings“厕所”,亦作snam-phying,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推论,汉语的卷舌介音消失的时间可能会晚至上古晚期或者中古早期。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都论及上古介音*-r-在中古的变化:

*-r->-Ä->-å->-µ-

郑张尚芳并认为“这个-r-在中古还留有痕迹”,但是这个“痕迹”是-r-还是Ä-、-å-、-µ-则语焉不详。我们认为,介音-r-消失的时间不会太早,在唐初的玄奘译音中,重纽三等字还有卷舌介音-ɹ-。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述“八”“芥”这类汉语借词在藏语中的读音。

    借词发生音变后,还可以进一步参与构词,成为更难识别的借入成分。比如,spar-kha“八卦”一词借入藏语后,进一步衍生出nang-spar“内卦”、phyi-spar“外卦”这些词,nang为藏语自源词“内”,phyi为藏语自源词“外”。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细致地勾沉索隐,是很不容易找到这些借入成分的来源的。

在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中,通过研究历史层次鉴别借词,从而在发生学的研究中排除借词的干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课题亟待深入进行。

 

参考文献

才旦夏茸《藏汉词汇》,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1955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48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等译),民族出版社,北京,1957年。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年。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1期。

王  尧《吐蕃金石录》,9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

王洪君《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

邢公畹《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民族语文》1998年4期。

俞  敏1989 汉藏同源词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第2-3期。

张怡荪等《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北京,1993年。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32-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王尧《吐蕃金石录》,9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

比如俞敏(1948),邢公畹(1998),等。

见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48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按萝卜与芜菁在唐代以前误为一类,除郭注《尔雅·释草》,亦见陆玑《草木疏》。

俞敏先生认为藏语bu与上古汉语幽部字“孚”同源:《大戴礼记·夏小正》:“鸡孚粥”。见俞敏(1989)

见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如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等译,民族出版社1957年)、藏汉大辞典(张怡荪,民族出版社1993年)等。

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年。

见王洪君《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

见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见才旦夏茸《藏汉词汇》,青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见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见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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